□李之勤 官开华 陈 懿

　　A

　　南北朝：

　　上津建制变化频繁

　　从公元420年刘宋建国到公元589年陈灭亡，历史上称为南北朝时期。在这期间，中国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北方存在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169年的时间中，南北形势犬牙交错，王朝政权更替频繁，位于中国中部、处于南北前沿的上津经常在变更隶属关系，频繁建立郡县。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将镜头从公元420年稍稍往前拉几年，主要目的是完整介绍巴渠郡。

　　据《历代行政区划》：“巴渠郡，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侨设在晋兴县，属梁州。”这是上津第二次设郡。这一次设郡是东晋王朝所设，性质是“侨郡”，治所在晋兴（上津）。“侨郡”是什么意思呢？

　　侨郡，即侨治的郡邑，是为流寓百姓设立的地方行政区划，寄治在别的州郡境内，所以叫“侨”。侨郡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很盛行，始作俑者是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司马睿原本是西晋王朝的琅琊王，琅琊的位置在山东临沂。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群臣的拥戴下在建康（今南京）即位，史称东晋。在晋元帝司马睿由琅琊迁往建康的时侯，琅琊人随司马睿过江者达一千多家，这些人群居且习俗不变。为了安置好家乡人民，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但侨民思乡仍浓。于是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 （琅琊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南琅琊郡领邑下也侨立一个临沂县（在江乘界内），这也是侨郡、县的创始。到了南北朝时期，侨置的性质也变了，往往因流民而设置。

　　关于上津的巴渠郡，过去许多地方志书认为是刘宋王朝所设，但《历代行政区划》更权威。《十堰市建制沿革》第51页：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分魏兴郡立巴渠郡，属梁州，领晋兴、巴渠二县。《湖北省建制沿革》第289页记载同样内容。据专家分析，当时到上津的流民很多，所以设立巴渠郡，郡下面设两个县，一个是以本土居民为主的晋兴县，一个是以流民为主的侨县巴渠县。

　　在这一次设郡中，把公元397年晋安帝命名的上洛县改成了晋兴县，名字改了，隶属关系改了，所以，这一次重新命名为晋兴县是上津的第11次建县。

　　公元420年，巴渠郡隶属刘宋政权梁州，治所仍在晋兴县 （《湖北省建制沿革》第360页）。《十堰通史》第161页的《南朝（宋）十堰郡县图》清楚标明了巴渠郡的位置，就是今天的上津。

　　上津第12次建县，是北上洛县。东晋、刘宋交替之际，侨郡县很多，时间一长，社会矛盾加剧。孝武帝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刘宋朝廷决定乃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即所谓土断也。在这样的形势下，“而以陕南之原侨上洛郡为北上洛，侨长利者为南上洛”，“南北二上洛定治于长利”。北上洛在哪儿呢？《湖北省建制沿革》第330页：“郧西县西一百四十里上津古城，为宋北上洛县治，宜是原侨北上洛郡之属县，或即郡治。”依《湖北省建制沿革》书中内容及第362页的图示，此时北上洛和晋兴还是并存的，只是北上洛在晋兴（上津）的西边。北上洛县确认了，那么北上洛郡呢？

　　上津第三次设郡是公元464年，即孝武帝大明八年，刘宋设州、郡两级政府。设北上洛郡，保存北上洛县，撤晋兴县，治所上津。南、北上洛郡统属梁南秦二州。《宋书·卷三十七》：“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徐志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义阳三郡。北上洛，晋孝武立，领上洛、北商、酆阳、阳亭、北拒阳五县。”

　　上津第13次建县，兴晋县。刘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南、北上洛郡合侨立于郧乡县西（原长利县），于上津复建兴晋县，隶梁州巴渠郡。

　　这里又一次出现巴渠郡。前面介绍，上津第二次设郡的时候，巴渠郡不是在上津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第一，在上津设立的巴渠郡是侨郡；第二，既然名叫巴渠郡，那么“巴”就应在四川。其实，在上津被命名为巴渠郡的时候，在宣汉（四川达州）早就存在着巴渠郡，这是上津巴渠流民的原籍所在地。

　　上津第13次建县的过程是：在上津复建兴晋县，隶属于梁州巴渠郡（治所四川达县）。《宋书·州郡志》：巴渠郡，领县七：宣汉、始兴、巴渠、东关、始安、下蒲、晋兴。晋兴县在哪儿呢？《湖北省建制沿革》第338页：巴渠郡……晋兴县，在郧西县西北境，魏之平阳县也。

　　上津第四次设郡，北上洛郡，这是上津第二次设为北上洛郡，历史上称这时的朝廷为南朝萧齐。《湖北省建制沿革》第380页：北上洛郡原属梁州，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南、北上洛郡分设，北上洛郡方改属雍州。北上洛郡所辖6县，所增5县均在陕南，“惟侨上洛县于上津为二郡治”。但按《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萧齐的北上洛郡属梁南秦二州。这时上洛县与兴晋县并存（《湖北省建制沿革》第413页）。在这次建制过程中，北上洛郡“所增五县”，职能和范围变动太大，新政权完全重新建制，所以是上津第四次设郡。

　　公元502年，萧齐宗室萧衍称帝，皇帝虽然也姓萧，但国号已改，政权已更替，但这时上津叫晋兴县，隶属梁国梁州。

　　公元503年冬，梁国梁州刺史翟远投降北魏，兴晋县（上津）由南朝萧梁改属北朝北魏东梁州管辖。东梁州治所在今天陕西省石泉县东南石泉嘴。

　　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冬月，北朝北魏东梁州刺史元罗降梁，兴晋县（上津）重归南朝萧梁。这时，北魏已统治上津这一地区32年了。

　　从公元480年到535年，上津经历几次政权更替，多次改变隶属关系，旧志把每一次更替作为建县次数。但专家们认为，这几次变化过程中，上津属地没有多大变化，不应作为建县次数。

　　上津第14次建县是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兴晋县改名为上津县，作为地名，上津第一次命名为上津。此时，距汉初大臣叔孙通被封为上津令已经738年了。《康熙字典》：汉上津令稷嗣。叔孙通号稷嗣君，上津令只是封号，并不是县令。

　　这一次兴晋县改名为上津县时，北上洛郡的治所也转移到上津县。

　　上津第一次置州是公元545年，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萧梁改北上洛郡为南洛州，治所上津，州领上津一郡，郡领上津一县。在这次建制中，上津第一次命名为上津郡，这也是上津的第五次设郡。

　　“州领一郡、郡领一县”，这样独特的建置，《舆地记》、《湖北省建制沿革》既有记述，也有分析。下面介绍的后续建制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上津建制存在一个疑问，就是淯阳郡是否曾在上津设置过。《上津建制沿革》中有这样一段介绍：“北朝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 （公元551年）派大将王雄平南洛州，取魏兴郡，建黄土县，辖今上津西南部一带，在今上津设淯阳郡，统辖该区域。”这段史实主要说了两件事，一是王雄平南洛州，这件史实是真实的。正是这段史实，说明了在萧梁统治时期曾设上津郡。 《湖北省建制沿革》第502页： “《舆地纪要》梁置上津郡，治上津。……据 《周书》王雄平上津、魏兴。是梁有上津郡。” 《上津建制沿革》这段话所说的第二件事是在上津设立了淯阳郡，这不是史实。事实是淯阳郡是设立了的，但没有资料证明在上津。查 《四库全书》等各种典籍，均无记载。

　　上津第六次设郡。北朝西魏统治上津及周边地区虽然时间短，但仍然建制频繁。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西魏朝廷设上津郡，直辖上津县。同时，在上津县东70里（今黄云铺）设开元县，旋即改为开化县。上津郡辖上津、漫川、开化三县。新政权的新上津郡属地、辖地及职能发生重大改变，所以是上津第六次设郡。

　　上津第二次置州。北朝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上津设上州。《上津建制沿革》、《郧西县志》第79页介绍说上州建制的时间是后周武德元年（公元572年），此说谬误。《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四十一《上津县》：“本汉长利县地，……梁改为南洛州。后魏废帝三年为上津，以晋时于此置洛津戌为名，仍于州置上津郡及上津县。”

　　公元557年，宇文护迫使北魏恭帝禅位于周，宇文觉为大周天王。一开始，上津郡仍属上州，公元562年，废开化、漫川并入上津郡。这时的上州领一郡二县，治所已不在上津，“州治长利（郧西）”。后来又并丰利郡入上津郡。

　　正当上津郡的规模日渐扩大的时候，后周末期，上津郡降为上津县，并入洵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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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至宋元：

　　上津从繁华到萧条

　　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787年的时间中，上津忽而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忽而觉得时间太过于漫长。大唐歌飞，汉唐古道上的上津酒肆林立，幸福的日子当然过得很快。金兵南下，烧杀抢掠，多少屈辱，多少血泪！

　　西方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强大的两个王朝，除了秦朝就是隋朝。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战乱，隋朝初年，百废待举。面对机构繁多、民少官多的现象，大臣杨尚希上书隋文帝，直言“十羊九牧”，隋文帝决定撤并州、县。因为此项工程过于庞大，所以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期间，州、县分合不定。

　　上津第三次置州，上州。开皇三年，上津县脱离洵阳郡管辖，于上津重新设置上州，下辖上津一县。《湖北省建制沿革》第616页的说明中，这次建置中没有郡，只有上津县。此次建置上津县，是第15次建县。州直辖县，当时是特例。

　　仅仅过了14年，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四月，大隋罢州置郡，仍然推行郡县二级政区，位于上津的上州被废，存上津县，隶属上洛郡。上洛郡治所在今天陕西商县，统五县，惟有上津在今十堰境内。上津县属上洛郡，上洛郡属豫州（《湖北省建制沿革》第628页）。在此次区划中，上津在隶属关系上由隶上州改为隶豫州，属地和辖地变化太大，专家们认为是又一次新建县，被认为是上津第16次建县。

　　上津第七次设郡，上津郡。隋末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大隋复立上津郡。

　　上津第四次置州，上州。《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76页：上州，隋大业初废，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置。

　　上面两次建制中，上津郡和上州的设立都是公元618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的情况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形势的发展使上津的军事位置凸显，于是大隋王朝把上津县升格为上津郡，而李唐王朝得到上津后则更进一步，升格为上州。两次建制，同一年所为，但是两个不同政权所为。李唐这次在上津设上州，领上津、丰利、黄土、长利四县，管辖范围都在今十堰境内（《十堰市建制沿革》第82页）。

　　唐朝初年，为了安顿归附的各路英豪，高祖李渊大搞封官许愿，割置州县，数量竟然超过隋朝一倍。如此形势，不得不加大裁撤。武德八年 （公元625年），“废上州，丰利来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将全国分为十道，上津属于山南道，后来山南道分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上津到底属哪个道呢？

　　过去，许多旧志资料认为这时的上津属山南东道，包括《十堰通史》也这样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也认为如此。其实，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三》对山南道的情况作了注释，“山南道。……又旧唐书地理志：山南西道有商州即上洛郡，其县曰上洛、丰阳、洛南、商洛、上津。”但多位专家最新考证，公元627年，大唐重新区划、上津重新建县后，由原隶山南东道划改为山南西道管辖。

　　唐朝以前的南北朝、隋朝，上津几次设郡、置州。初唐自武德元年上津设上州后，不到十年时间就废掉了。大唐版图辽阔，要塞、要津无数，上津似乎被遗忘。但历史的机缘巧合，使上津受到李唐王朝三位皇帝的垂青。

　　第一位关注上津的皇帝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直逼长安。天宝十五年六月，唐玄宗匆忙率宦官及杨贵妃等从长安西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逼缢杀杨贵妃，军情始定。逃到陕西扶风后，刚想喘几口气，军需物资紧张，而能抵扶风的各个交通要道均已堵死。逃到四川成都后，物资更加匮乏。万般无奈之际，薛景仙平叛，开辟了一条新的物资通道，即“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至襄阳取道上津路抵扶风。”这条以上津为中心节点的战略通道效率如何呢？《资治通鉴》说“道路无雍”，畅通无阻。

　　第二位关注上津的皇帝是唐代宗。唐代宗时，作为沟通南北战略通道上的一个重要支点，上津的地理位置越来越重要。为此，朝廷特派商州刺史、金商均房等州观察史李叔明兼任上津转运使，上津令郑密甚至专门负责物资转运、水陆漕运工作。

　　第三位关注上津的皇帝是唐德宗。公元784年2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唐德宗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7月酷暑，唐德宗才因为李晟在5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在长达半年的时间中，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皇族们真叫一个苦字。由于走时是早春，天气还比较寒冷，没有准备夏天的衣服，到了6月份汗流浃背的时候，大臣、太监和宫女们还穿着冬天的衣服。为了改变这一窘迫状况，曹王李皋“数次遣使贡献”，总因“江淮路绝、贡献商旅不通”而无果。无奈之下，德宗皇帝诏李皋置邮驿，从此，“盖南北多故，从江汉而达梁、洋，必取道上津也！”（《读史方舆纪要》）

　　正因为上津如此重要，许多史学家总想在这些史料中挖出上津在唐代设省级建制“道”的成果，就目前的证据看，尚显不足。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著名教授严耕望撰写《唐上津道考》，详论唐时上津道的重要性，但没有证明出上津是“道”一级的建制。上世纪八十年代，本文作者之一、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撰写的《论唐代的上津道》，比《唐上津道考》资料更丰富，也没有证明出是省级建制。“上津道”的名字是存在的，重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南山谷口考校注》等典籍中的古地图也明确标明上津道，就是缺乏省级建制的关键证据。《十堰通史》第183页，“（唐代）十堰境内有上津关内道”的说法同样无考。

　　五代乱世，比南北朝更甚。欧阳修 《五代史·职方考》曰：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时有废省，不可考究其详。后梁时期，上津县虽然仍属商州，但改由感化节度使管辖。这是上津的第17次建县。后梁以后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虽然朝代更替，理所当然地存在建制机构，但是无据可考，就不作建制次数。

　　两宋时期，朝廷建制是全国分路，路下设州。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分陕西路东部置永兴军路，治所在京兆府（今西安）。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郧西钖义山为界，以东为郧乡县，隶京西南路均州；以西为上津县，属永兴军路商州。这次建县是上津的第18次建县。

　　宋人南渡后，上津又成为宋金南北交战的最前沿。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南侵时，由商州过上津、洵阳到达兴元府（今汉中）。金人所到之处，“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城市乡村，搜索殆尽。”上津惨遭蹂躏。所幸金人只是经过上津，并没有占领上津。后来多年的拉锯战中，金人索要上津未果。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划上津县（辖小鹘岭南一带）归金州（今安康），属利州东路。《湖北省建制沿革》第711页：（金州）（绍兴）十三年隶利州路，又以商州上津、丰阳两县来属。这时，上津的建置是利州东路金州上津县。经过多次劫难，残破不堪的上津几乎被南宋重新建制，被专家认为是上津的第19次建县。绍兴十六年，撤丰阳县并入上津县，仍隶属利州东路。同一年，宋金“和好成，以鹘岭关、卓驮平为界”。在这一次割让中，南宋“乃割秦商之半，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在宋金多年的战争中，处在夹缝中的上津改隶属、改辖地，但一直属于大宋。

　　元朝一统天下后，采取的是行省——路——县的体制。上津的建制落差很大。

　　上津第20次建县。元朝初年，元朝廷改金州隶利州路为兴元路，下连三县，洵县、平利县、上津县（《湖北省建制沿革》第753页）。此时的上津，约今日之郧西县（《十堰通史》第257页）。

　　元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上津县以户不及额降为镇，隶商州奉元路。元明宗至顺元年 （公元1330年），上津一带划归郧县，隶均州襄阳路河南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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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以后：

　　上津数度建县

　　大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堰所在的均州、竹山县、上津县等地被明朝军队占领，整个湖北境地至此基本上纳入了明王朝的统治范围。

　　上津第21次建县。洪武元年七月，明将邓愈击败元将李思奇，收编上津“豪民”张子贵，复设上津县，隶襄阳府。《湖北省建制沿革》第787页：上津县，洪武初置，属襄阳府。

　　上津第22次建县。《湖北省建制沿革》第787页，“（洪武）十年五月，省入郧县。（洪武）十三年五月复置，仍属襄阳府。”一废一立，仅仅过了三年。

　　唐朝时期，全国人口达到高峰。五代两宋及金元掳掠，上津及周边地区人口寥落。明初稳定发展也收效甚微，到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时，上津仅有居民163户、2797人。明初对鄂西北实行禁山政策，阻止流民进入，到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时，上津有居民257户、1148人，户数虽有增加，人数却减少了一半以上（《十堰通史》）。

　　但改变上津命运、增加上津人气的，竟然是流民。明初苛政，逃军、逃囚者甚多。再加上起义军扰民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到成化七年时，荆襄流民百余万。在多次镇压流民、驱赶流民之后，“流民多有逃往湖广荆襄等处深山藏住”，鄂西北的绵绵群山一时成为流民的天堂。到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时，上津的人口因为流民而增加到2086户、7312人。为解决流民问题，力促社会稳定，明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明朝廷同意都御史原杰的奏疏，开设湖广郧阳府，下设七县，其中就有上津和郧西。新建的郧西县，割郧县武阳西五里（即：二、三、四、五、六里），析上津县东南津阳四里（今黄云、香口、马安、羊尾）。重新建制的上津县，面积骤减，隶属关系也由隶襄阳府改为隶郧阳府。但是，由于政策合理，社会安定，面积缩小的上津人口猛增。40年后，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时，上津的人口增至16131人。

　　第23次建县，上关县。

　　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裁上津县并入郧西县。《四库全书·史部·皇朝通典·卷九十三》：顺治十六年省上津县入焉。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郧西县划为6个乡，上津为北乡上津堡。

　　民国时期，上津的建制一直是乡镇。直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四纵十二旅解放了山阳漫川关和郧西上津等大面积地区后，于13日在上津镇成立了上关县民主县政府，史称上关县，时辖今上津、六郎、夹河、关防和陕西省山阳县南宽坪、漫川及旬阳县蜀河、洛河，隶豫鄂陕（旋改鄂陕）边区第四专区（专区驻黄云）。1948年6月7日，成立陕南区党委、陕南行署、陕南军区，改第四专区为两郧专区，上关县隶之。1949年5月23日，撤销上关县，归入郧西县。

　　上关县是上津最后一次建县。由此，上津建置的次数为：23次建县、7次设郡、4次置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