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们摩挲着环绕金殿的铜栏杆，他们相信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这根铜栏杆的铭文明确记载是云南道教信士捐赠
武当山的金殿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最重要的一站，游客们摩挲着环绕金殿的铜栏杆，他们相信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要知道，这些护栏来历非凡。那是400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云南的道教信士们从各家各户捐资铸造148根铜栏杆，又从云贵高原一路翻山越岭，历经3000多里路程来到武当，在朝圣时敬献给真武神的。这一切，足以说明在云南真武信仰久已深入民心。
■文、图/记者 海月
148根铜栏杆环绕金殿
金殿是武当山的象征，也是武当道教在皇室扶持下走向鼎盛高峰的标志。
在金殿前，极目四方，八百里武当秀丽风光尽收眼底，群峰拱拥、八方朝拜的景观神奇地渲染着神权的威严和皇权的至高无上。
金殿是当时中国等级最高的建筑规制，建造于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年)，面阔进深各三间，高5.54米，宽4.4米，深3.15米，全系铜铸鎏金仿木构建筑，重檐迭脊，翼角飞举，脊饰龙、凤等珍禽异兽，古朴壮观。
毋庸置疑，金殿是公认的武当山建筑的精华。在金殿周围围绕有148根青铜栏杆，除四角为方形外，其余均为圆柱形，每根铜栏杆上均有铭文，记载捐献者籍贯姓名及祈求愿望等，是“奉道信士”捐资铸造，专程运至武当山组装而成的。
对这些宝贵的铭文资料，古代山志和文人游记均没有记载，仅清初王澐在《楚游纪略》中曾提到过“（金殿）四周铜栏则滇民所造也”。今人则只有湖北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立志独具慧眼，在研究明代武当山进香风俗时，运用了数条铜栏杆上的铭文。他说：围绕金殿的148根青铜栏杆是明代万历年间由云南、江西、陕西等省信士以家为单位捐造的，尤以云南省城官绅士庶居多，每根铜栏杆上均有铭文，记载捐献者籍贯姓名及祈求愿望等。武当山金殿周围有铜栏杆140余根，多为云南民众万历十九年辛卯岁（公元1591年）朝山进香时捐造的，铜栏杆上的铭文记载捐造者的姓名、心愿等，如北面一柱铭文云：“云南巨津州吏目今升萍乡县主簿陈嘉禄诚心铸造一柱玄帝老爷金殿栅栏，勒之永久，伏祈庇护”；又如西面一柱铭文云：“云南省城蒋门信女马氏长命富贵。万历十九年十一月。”
事实上，从铭文的内容来看，明代万历年间云南的真武信仰已很兴盛，尤以昆明地区为最。
云南民众朝圣武当盛行
明代云南省民众信奉道教者颇众，朝武当之风盛行。
《云南通志》卷八记云南通省风俗云：“三月三日，谒真武庙于西山罗汉寺……或负香之襄阳谒武当山，往返数月。”
《明史》卷二百九十七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二月十二日，云南太和人赵廷瑞在武当山太子岩刻石云：“赵廷瑞朝山至此”；十三年后（即万历六年——1578年）的同月同日，廷瑞之子重华“万里寻父”，祷武当山过太子岩。
宋元时期，云南因属边陲之地，尚不见有真武信仰的记录。真武信仰是随着明代初期汉民族的大量徙滇而进入云南的。
从明初开始，中原朝廷加强了对云南边疆的垦殖，大批的汉人通过屯田、经商、戍边等方式纷纷涌入云南，使云南境内的汉族人口比例剧增。历史学家方国瑜称：“明代为云南居民族属的巨大改变时期。”
伴随着汉民族的大量入滇，多为汉族信奉的道教也被携入云南。道教宫观神祠在云南各地建立起来，促成云南道教逐渐走出元代以来的沉寂而进入兴盛时期。
明清时期，云南真武庙广布于各府州，这从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六十四《祠祭志》所云“真武观各州县俱有”、“北极宫各州县皆有”即可为证。
明末旅行家徐霞客曾游历过今云南的昆明、大理、腾冲、保山、临沧、红河等地区的近20个县市，在《徐霞客游记》中留下的12篇《滇游日记》里，记载了这些地区的道教宫观神祠近百处，其中的真武庙、真武祠载有多处，如西山的玄帝殿、真武宫，嵩明县城西北的玄帝殿，晋宁县金沙山中的真武殿，鸡足山的玄武庙、真武阁及洱海的玄武阁。
真武信仰之所以能在云南迅速兴盛，与官府的倡导也是分不开的。云南各地真武庙多源于地方官的倡议或兴建。最典型的一例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当时的云南巡抚陈用宾命人在昆明东北郊的鸣凤山，仿照湖北武当山太和宫内金殿式样铸成真武殿，亦称“金殿”，用以供奉真武大帝。金殿外面同样仿武当山太和宫筑砖墙、城楼、宫门环护，亦称太和宫，俗称铜瓦寺。铜瓦寺建成之后，很快成为云南真武信仰的中心，每年三月三真武圣诞之日吸引了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朝拜真武帝。
铜栏杆捐献者遍及各阶层
武当山金殿148根铜栏杆的捐赠者，一定是信仰真武神，但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份？其实，信仰之人遍及社会各阶层，其信仰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现实性。
根据铜栏杆铭文所载捐献者的身份，以官吏身份捐助的有21个家庭或个人。其中，“黔府参随阮大观”一家捐造了三根；云南省城乡官参议高任重夫妇捐造两根。
这些官吏多属中下层官吏，如“布政司通吏、布政司信吏、布政司吏、广南掌印指挥、黔府参随、巨津州吏目、云南前卫舍人、云南司广南卫在所舍人、云南前卫千户”等；生员捐造的有8个家庭或个人；而普通信士则有63个家庭、个人或团体，其中由纯女性捐造的有6根，或是个人，或是姊妹，或是多名信女共同出资捐造。
在捐建团体中，道观也起了作用。真庆观位于昆明城东，是昆明著名的道观，由真武祠扩大改建而成，奉祀的主神也是真武。
武当山金殿前有一根铜栏杆铭文曰：“信士贾嘉宾、丁学诗、杨俸。云南真庆观斗会奉。刘武朝、黄高、胡于量。”这说明，这根铜栏杆是多名信士和真庆观斗会出资捐献。
在普通捐献者中，引人注目的是商人，在铜栏杆上载明祈求的心愿中常有“买卖亨通”的字样，如有根铜栏杆上端刻“男妇王喜造栏”，下端有“信士吴同、妻彭氏、男吴启、男妇王桥保、孙女□英、梅英喜造栏贰根，共保买卖亨通，吉祥如意”。前引“江西抚州府金临二县人氏信士熊禄十、黄增二、胡正四、李谏十六商寓云南省买卖，四人同心合造大铜壹根，为保各家清吉、人眷平安、买卖亨通、嗣息衍庆。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良旦谨立”。
还有一根赫然刻着：“温州县人氏商寓云南省城云津桥李店居信士王荣，室人罗氏，铸造铜栏杆一根，祈保清吉，求谋遂意，合宅均安。”
另有两根铜栏杆出自云津桥信士和信女之手：“云南省云津桥信士孙举同、妻姜氏、□男孙大立、孙大智保自身，喜造铜栏杆壹根”；“云南布政使云津桥西北居住信女”。
由此可见，这些捐献者应是做买卖的商人。这其中，又以居住在云津桥的商人居多。
云津桥旧名大德桥，草创于元代，以树木架之而成，屡为洪水摧毁。明洪武癸酉年（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西平侯沐春改为石制，桥亦改今名，“以其当云南之要津，故名”。正因为云津桥位居要道，故其周围成为商贾云集之地，云津桥也成为昆明商业热闹地之一。
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捐献者，有56家以家为单位捐造，其中一家捐有三根，一家捐献两根；有19名单个的捐造者，其中有两人与别的家庭合捐一根，一人与别的家庭合捐两根；同一衙门的吏员4人合捐一根，另有由多名信士或信女组成的11个团体集体捐造，多则20余人，少则三四人。可见，铜栏杆的捐造以家庭为主，占到了总数的64%。
捐献者募集资金又组织铸造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如今，有些铜栏杆的铭文已模糊不清，有些因在背面而又无法转动。
根据专家目前抄录的96根铜栏杆记载的铭文发现，这些铜栏杆以家为单位捐造为主，也有个人、同事、香会捐造的，也有多名信士或信女为单位捐造的。
研究发现，位于四角的方形铜栏杆由多个单位捐造，圆柱形的则一般由一个单位捐造；唯一例外的是有两根由两家人共同捐造。
铭文有短有长，短的仅记有捐造者的名字，如“张举同造”、“滇官张元卿造”；长的多达数十字，如“云南省城蒋门信女马氏普信同男蒋弘忠、李氏普妙同男蒋弘孝，祈求自身清吉，功名显达；袁门陈氏普众同女三姐、男□弘基，长命富贵、蒋门权氏普廉同女二姐、男弘谟、弘烈、弘猷，长命富贵。万历拾玖年拾壹月”。
铭文一般以记载捐造者的名字和心愿为多，“信女陆氏发心敬造栏杆，祈保吉祥如意”、“云南大西门外信士郭世松敬造壹根，祈保吉祥如意”，即为典型两例。
从时间上看，铭文中有具体时间记载的有13个，分别是：“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九日”、“万历十九年九月初十日”、“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万历十九年九月初九日”、“万历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万历辛卯岁季春”、“辛卯岁造”、“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辛卯年孟冬”，“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时”（即万历十八年）、“大清乾隆三十二年孟春河南直隶汝州宝丰县”。万历辛卯年即万历十九年；庚寅年捐造的一根，时间也到了年末。至于唯一一根清朝乾隆年间所造，疑为原先一根损坏，为后来来自于河南的香客所补入。
从捐造者的籍贯来看，或注明为云南人，或在云南任职，或未注明是何处人。但从铭文可明显看出是云南当地人，另标有来自江西、湖广、江浙等外地人。
在金殿后左边方形铜栏杆有铭文这样记载：云南府学生员吴宗文、父亲吴世宗、母刘氏、妻黄氏、花男冬徇，上同募舍银二两造铜柱，祈保父母安康，夫妻和乐，买卖亨通，功名显远，吉祥如意。这是唯一能见到的载有具体捐赠数的铭文。
专家研究发现，环绕于武当山金殿四周的148根铜栏杆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年末至十九年（1591年）由专人组织化缘，由云南昆明地区及附近的士庶官商（包括云南当地人和侨寓之人）——“奉道信士”捐资后，在当地统一铸造，雇请陕西、山西等地的农民专程运至武当山组装而成。
据此推断，专家认为，捐献者捐献的是银两。银两收齐后，由发起人统一组织铸造，再运至武当山金殿安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真武信仰在云南民间强大的生命力。
（注：文中□为铭文模糊不清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