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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景点介绍游客怎么到武当山旅游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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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岳武当(上)
日期:2014-01-25 03:13点击:2156 次
梅 洁
武当山南天门雪景
武当山雪景
武当山金顶雪景
武当山太子坡雪景
武当山南岩风光
武当山雪夜
武当山洞天福地
      我们说,一座山的价值在于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价值构成。武当山为“五岳之冠”,在五百多年前的明代即被称为“大岳”、“太岳”,现代许多中国人却不知道这些。人们知道衡山、恒山、嵩山、泰山、黄山……甚至很崇尚外国的阿尔卑斯山,却不大知道武当山,即使知道了,也不了解它的深邃和博大,自然也就不会对它巨大的文明贡献产生敬仰之情。究其原因很复杂,但必须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已对我们民族文明构成很大的伤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修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时,湖北均州沉没了,境内的武当山建筑群也有不少沉没,幸运的是武当文化留给了世人一份无与伦比的骄傲。
  2005年5月,我踏访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源头丹江口市时,有幸结识了杨立志先生。杨先生时任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198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立志,几十年不辍地在教学之余研究武当山历史文化,160多万字的专著、论文和古籍整理成果,最终使他成为国内研究武当文化的权威。生长生活在武当山脚下的杨立志,与其说因自幼受武当历史文化熏陶而选择了历史学研究,不如说是博大精深的武当文化一开始就选择了他。
  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杨立志就读大学历史系时,就萌发要系统地研究武当历史的念头。那时,武当历史只是一些零散的碎片。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研究武当山,一说研究武当道教,就有人觉得是迷信。1982年8月,大学生杨立志到武当山紫霄宫查阅道书时,书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好像从没有人翻动过它。这让独自研究武当文化的杨立志增添了迷茫,尤其当他发现,遍查索引也无法在国内的论著中找到一篇可资借鉴的研究武当山的论文时,他的疑虑更重了。于是,他想放弃这一研究。但自幼生活在武当山下的经历,让他发现生命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神秘的武当文化有太多的未知让他放不下。最终,他依然进入了武当山研究领域。
  也就在这时,他遇上了另一个武当山的儿子——王光德。1967年,因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均州二中的高中毕业生王光德便随父母、家人一起移民到襄阳县双沟公社张集大队。这时,七岁的杨立志也随外公外婆移民到了襄阳双沟,两家人在陌生的异乡继续成为邻居。 然而,对环境的不适应、生活的艰辛使生性敏感的王光德对家乡均州倍加思念。在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全都没有希望之后,1969年王光德只身回到了均县。自此,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的王光德开始了流浪生涯:他到丹江口水库打鱼,到工程队做小工、当泥瓦匠、当木匠,到母校当校工……这期间,他的生活极其艰辛,还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幸运的是,在流浪中他结识了武当山道长李诚玉。李道长为女性,她慈母般关怀着王光德:她常接济王光德一些钱和粮票,请武术高强且懂医术的赵元量道长为王光德治腿病……在与两位道长的接触中,王光德对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很快有了最初的参悟。
  转眼13年过去了。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拟从全国道教系统中招收一批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道人进京培训、深造,通知武当山也推荐一人。在找不到合适人选的时候,在一双双期望的目光中,历经了无数风雨的王光德作出了最重要的人生选择——在武当山出家!那年,他34岁。在离开故土13年之后,王光德的户口迁到了武当山,但“职业”栏里已填写着“道士”,这也是允许其返迁户口的唯一条件。
  1981年11月,王光德到北京白云观中国道教学院学习,途经武汉时,看望了正在大学深造的20岁的杨立志。杨立志告诉王光德,他想研究道教文化,正在搜集资料,准备以后写这方面的毕业论文。王光德当时没说什么,但到北京后,他就常给杨立志寄道教协会的杂志,两个武当山的儿子志同道合,一起开始了新的生命追寻。
  1983年,王光德在北京学成回到了武当山。这一年,杨立志也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篇有关武当山历史文化的专论。
  在杨立志的记忆里,还有一个人真正地刺激了他,从而使他锲而不舍地研究武当文化,那个人便是日本学者间野潜龙。1986年,杨立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时,在图书馆查到了间野潜龙研究武当山历史的论文目录。间野先生于1958年开始发表与武当山有关的论文,其研究非常精细、专业。当杨立志读到这些论文目录时,如芒刺在背,分外难受。史学界都知道日本学者一度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难道这一幕要在武当文化研究领域重演吗?一种文化觉醒使杨立志坐卧不安,他想,如果我们不奋起直追、在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创造新的成绩,实在是愧对祖先、愧对子孙。
  应该说,正是日本学者研究武当历史的学术成果刺激了杨立志的民族自尊心,从而激发了一个青年史学者的文化热情。
  后来,杨立志先后通读了《资治通鉴》、《明史》、《四库全书》及各个时期的府志、州志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五千余卷,翻阅了《正统道藏》等道教文献六千余卷。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坚持在武当山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对武当山的古代碑刻资料,他每遇必录。
  1993年9月,署名王光德、杨立志的中国第一部武当山研究专著 《武当道教史略》历时12年终于出版。12年里,王、杨二人一起对武当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整理、研究,研究领域极其广阔:道教理论、历史、建筑、文学、艺术、民俗、武术、医药、科技无所不包。
  “武当文化”的概念是由王、杨二君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提出,官方文件最早使用 “武当文化”是在1991年11月。这是两个武当山儿子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出的一份值得铭记的贡献。
  【作者简介】
  梅洁,女,郧县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河北作协散文艺术委员会主任。获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出版、发表《爱的履历》、《生存的悖论》、《一只苹果的忧伤》、《大江北去》等诗歌、散文、中长篇纪实文学13部集、350余万字。曾获中国作协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首届 “全国徐迟报告文学奖”(2002年)、首届“全国冰心散文优秀作品奖”(2002年)、“第五届《十月》文学奖”(1995年)、全国“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等50余种奖项。《跋涉者》、《童年旧事》、《贺坪峡印象》、《橄榄色的世界》等被收入中学语文读本及大学文学教材。
  (文章转自《长江文艺》,图片由武当山摄影家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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