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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景点介绍游客怎么到武当山旅游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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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洒在武当山的奇情壮采
日期:2015-10-08 03:09点击:1431 次

武当山和许多神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个曾“朗吟飞过洞庭湖”的吕洞宾,那个在深山白云间可以一觉睡上半个月的陈抟老祖,那个披发仗剑、据说曾显灵阴佑明成祖朱棣的真武大帝,那些据说能呼风唤雨的天师……他们给武当山涂上了神秘而奇幻的色彩,常为人们津津乐道。
 
而当我站在武当金顶,远眺群峰,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明代的三个文化人,王世贞、袁小修和徐霞客。他们身份不同,性情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把奇情壮采挥洒在武当山上,他们的奇情壮采和武当山一起长存于天地之间。
 
万历二年(1574)九月至万历四年(1576)六月,王世贞任郧阳巡抚,前后近两年时间,军务之余,登临武当,留下一赋四记、古今体诗一百余首。
 
王世贞是一个典型的明代人,或者说,他有明代人那种特有的自豪感。翻看明代人的诗文,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明代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将汉、唐、明并提,而对宋代和元代不屑一顾。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习惯呢?其实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自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来,将近两千年过去了,却只有这三个时代,“汉家朝廷”的国力才足以震慑异族。宋朝虽然经济文化发达,可是老受异族的窝囊气,不值得一提。明代人之所以看不起宋代人,原因在此。至于元朝,那是被异族统治的时代,理所当然要打入另册,而且,明朝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取代了元朝,不仅恢复了南宋时期所丧失的中原,也扭转了唐末以来汉族的被动地位,重建了汉唐时代的版图。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写过一本书,名为《窥天外乘》。他兴高采烈地谈论“三代而后,汉唐为胜”,又特别拿明与汉、唐对比,断言明的国势甚至优于汉、唐。何以见得呢?“汉祚三百,移于新莽;光武中兴,事同别构,而百年后寻复乱矣。”“唐之天下尤不足言”,周武革命,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入境……种种乱象,不一而足,惟明朝建国,已历时两百余年,仍“四壁宴如”。明朝之所以能够优于汉唐,理由是多方面的,而王世懋以为,最关键的是,明朝的崛起,象征着华夏文明的复兴,以夏变夷,以阳胜阴,其前景因而无限灿烂。王世懋所表达的明代士大夫的这种感觉,经历过甲午之战等种种国耻的现代中国人是不难理解的。明朝是一个终于洗雪了民族耻辱的时代,一个终于找回了文化自信的时代,一个终于恢复了“汉官威仪”的时代——仅仅“汉官威仪”四字就足以令“大明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对明朝历史意义的估价是与汉族文明的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喜欢把个人和“大时代”联在一起。我们应该记得明初高启的《送沈左司入关》诗:“重臣分陕出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尽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高启所关注的不正是汉族衣冠和“如今江左是长安”的文化中心地位吗?
 
登上武当的王世贞,社会身份是郧阳巡抚,而他内心里更为看重的是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在明代前期,文坛的主导者,如杨士奇、李东阳,均为朝廷的台阁要员。可以说,台阁要员主导文坛,这是明代前期形成的一个传统。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首的郎署官员,即六部中层官员,向这一传统发起挑战,其势头盖过了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各有传人。严嵩以杨士奇、李东阳的传人自居,自以为他理所当然地应是文坛领袖。而王世贞等则以“前七子”的传人自居,努力弘扬“前七子”所建立的新的传统。在严嵩和王世贞等人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冲突。
 
严嵩以文坛领袖自居,处心积虑地造舆论、造声势,作了大量铺垫。比如,他的《钤山堂集》,就先后请了若干文坛名流为之作序。今所见《钤山堂集》序,以“正德乙亥(1515)冬十一月十日,中顺大夫、鹤庆知府、前工部郎中,鹭沙孙伟”之《钤山堂诗序》为最早,其次为唐龙序,署“嘉靖辛卯仲秋既望,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兰溪唐龙”。嗣后陆续有“嘉靖壬辰(1532)冬十二月朔”刘节序、“嘉靖癸巳(1533)夏至前二日”黄绾序、“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五月庚戌”王廷相序、“嘉靖己亥(1539)孟秋日”崔铣序、“嘉靖乙巳(1545)三月之望”张治序、“嘉靖丙午(1546)三月望”王维桢序、“嘉靖丙午(1546)夏五月望”杨慎序、“嘉靖三十年(1551)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湛若水序、“嘉靖己未(1559)三月望”赵贞吉序等。皇甫汸序年月不详。孙伟至崔铣诸序都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前。后五序则作于严嵩专国政期间。无论是作于哪一个时间段,这些序都或多或少对严嵩“起家翰林”、“早游金马之署”的身份有所强调。这些作序的人中,杨慎是李东阳的入室弟子,正德、嘉靖年间的诗坛重要人物,湛若水是名满天下的理学宗师,严嵩不厌其烦地请这些人来抬轿子,目的当然是为了以政坛阁老的身份兼文坛总持。而王世贞偏不把他放在眼里,并最终迫使这位阁老丧失了文坛权威,这无疑是严嵩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清初的王夫之一口咬定:王世贞的父亲王抒之所以被严嵩陷害而死,王世贞与严嵩争夺文坛领袖是主要的导火线,至于政治上的冲突倒在其次。
 
王世贞登上武当之时,不可一世的严嵩早已在穷困潦倒中死去,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其声望正如日中天。这种人生境况,从他《玄岳太和山赋·序》的叙述内容可以隐隐约约有所感觉。他写了武当山的显晦历史,词气雍容,并没有常见的顶礼膜拜的意味,他的“大明人”气度由此可见:“太和山者,盖中原之脊而上帝之灵腑也。其始不甚显,一曰武当山,又曰仙室山,又曰参上山。晋咸和中,历阳谢允弃罗令遁此山,遂名之曰谢罗山,见郦氏《水经注》及《荆州图副记》。盖是时绝顶峻,不治不得上,诸所栖息者山之址,以故靡由称云。至宋而谓玄武神实主之,又避其讳,改玄武曰真武,而宫室由创矣。元始加帝号,至明太宗文皇帝尊之曰大岳,世宗朝复尊之曰玄岳,而五岳左次矣。”他又在《自南岩历五龙出玉虚宫记》中强调,武当山的地位后来居上,甚至高居于五岳之上,其实是有偶然性的:“夫物显晦则有时哉!彼夫禅主络绎者七十二,柴望之礼称岳称镇者各五,而兹山固泯泯也。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迹而膺特拜,遂超五岳而帝之。”这些有选择的叙述和感慨,是以其特殊的人生境况和时代心理为背景的。
 
武当山的地位在明代臻于鼎盛,其中有两位皇帝起了特殊的作用,一位是明成祖朱棣,据他说,他在“靖难之役”中多蒙真武“显彰圣灵,始终佑助”;一位是嘉靖皇帝,他虔奉道教,成仙的欲望尤为强烈。对这两位帝王崇奉真武的动机,王世贞心里是有数的,尤其是明成祖,他打真武显灵的招牌,不过是借神道设教,以确立自己真命天子的地位。王世贞在《武当歌》中写道:“英雄御世故多术,卜鬼探符皆恍惚。不闻成祖帝王须,曾借玄天师相发?”讽喻之意是很明显的。他写武当道观的建筑过程,格外突出其劳民伤财的一面:“是时岂独疲荆襄,雍豫梁益皆为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云排豫章……十年二百万人力,一一舍置空山傍。”王世贞以其文坛领袖的气度,居高临下地审视本朝皇帝的所作所为,那些一味仰权力鼻息的文人,面对王世贞是应该羞愧的。
 
王世贞把奇情壮采挥洒在了武当山上,武当山以其雄伟气度与之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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