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和许多神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个曾“朗吟飞过洞庭湖”的吕洞宾，那个在深山白云间可以一觉睡上半个月的陈抟老祖，那个披发仗剑、据说曾显灵阴佑明成祖朱棣的真武大帝，那些据说能呼风唤雨的天师……他们给武当山涂上了神秘而奇幻的色彩，常为人们津津乐道。
而当我站在武当金顶，远眺群峰，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明代的三个文化人，王世贞、袁小修和徐霞客。他们身份不同，性情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把奇情壮采挥洒在武当山上，他们的奇情壮采和武当山一起长存于天地之间。
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至万历四年(1576年)六月，王世贞任郧阳巡抚，前后近两年时间，军务之余，登临武当，留下一赋四记、古今体诗一百余首。
王世贞是一个典型的明代人，或者说，他有明代人那种特有的自豪感。翻看明代人的诗文，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明代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将汉、唐、明并提，而对宋代和元代不屑一顾。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习惯呢？其实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自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来，将近两千年过去了，却只有这三个时代，“汉家朝廷”的国力才足以震慑异族。宋朝虽然经济文化发达，可是老受异族的窝囊气，不值得一提。明代人之所以看不起宋代人，原因在此。至于元朝，那是被异族统治的时代，理所当然要打入另册，而且，明朝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取代了元朝，不仅恢复了南宋时期所丧失的中原，也扭转了唐末以来汉族的被动地位，重建了汉唐时代的版图。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写过一本书，名为《窥天外乘》。他兴高采烈地谈论“三代而后，汉唐为胜”，又特别拿明与汉、唐对比，断言明的国势甚至优于汉、唐。何以见得呢？“汉祚三百，移于新莽；光武中兴，事同别构，而百年后寻复乱矣。”“唐之天下尤不足言”，周武革命，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入境……种种乱象，不一而足，惟明朝建国，已历时两百余年，仍“四壁宴如”。明朝之所以能够优于汉唐，理由是多方面的，而王世懋以为，最关键的是，明朝的崛起，象征着华夏文明的复兴，以夏变夷，以阳胜阴，其前景因而无限灿烂。王世懋所表达的明代士大夫的这种感觉，经历过甲午之战等种种国耻的现代中国人是不难理解的。明朝是一个终于洗雪了民族耻辱的时代，一个终于找回了文化自信的时代，一个终于恢复了“汉官威仪”的时代——仅仅“汉官威仪”四字就足以令“大明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对明朝历史意义的估价是与汉族文明的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喜欢把个人和“大时代”联在一起。我们应该记得明初高启的《送沈左司入关》诗：“重臣分陕出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尽衣冠。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高启所关注的不正是汉族衣冠和“如今江左是长安”的文化中心地位吗？
登上武当的王世贞，社会身份是郧阳巡抚，而他内心里更为看重的是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在明代前期，文坛的主导者，如杨士奇、李东阳，均为朝廷的台阁要员。可以说，台阁要员主导文坛，这是明代前期形成的一个传统。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首的郎署官员，即六部中层官员，向这一传统发起挑战，其势头盖过了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各有传人。严嵩以杨士奇、李东阳的传人自居，自以为他理所当然地应是文坛领袖。而王世贞等则以“前七子”的传人自居，努力弘扬“前七子”所建立的新的传统。在严嵩和王世贞等人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冲突。
严嵩以文坛领袖自居，处心积虑地造舆论、造声势，作了大量铺垫。比如，他的《钤山堂集》，就先后请了若干文坛名流为之作序。今所见《钤山堂集》序，以“正德乙亥（1515）冬十一月十日，中顺大夫、鹤庆知府、前工部郎中，鹭沙孙伟”之《钤山堂诗序》为最早，其次为唐龙序，署“嘉靖辛卯仲秋既望，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兰溪唐龙”。嗣后陆续有“嘉靖壬辰（1532）冬十二月朔”刘节序、“嘉靖癸巳（1533）夏至前二日”黄绾序、“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五月庚戌”王廷相序、“嘉靖己亥（1539）孟秋日”崔铣序、“嘉靖乙巳（1545）三月之望”张治序、“嘉靖丙午（1546）三月望”王维桢序、“嘉靖丙午（1546）夏五月望”杨慎序、“嘉靖三十年（1551）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湛若水序、“嘉靖己未（1559）三月望”赵贞吉序等。皇甫汸序年月不详。孙伟至崔铣诸序都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前。后五序则作于严嵩专国政期间。无论是作于哪一个时间段，这些序都或多或少对严嵩“起家翰林”、“早游金马之署”的身份有所强调。这些作序的人中，杨慎是李东阳的入室弟子，正德、嘉靖年间的诗坛重要人物，湛若水是名满天下的理学宗师，严嵩不厌其烦地请这些人来抬轿子，目的当然是为了以政坛阁老的身份兼文坛总持。而王世贞偏不把他放在眼里，并最终迫使这位阁老丧失了文坛权威，这无疑是严嵩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清初的王夫之一口咬定：王世贞的父亲王抒之所以被严嵩陷害而死，王世贞与严嵩争夺文坛领袖是主要的导火线，至于政治上的冲突倒在其次。
王世贞登上武当之时，不可一世的严嵩早已在穷困潦倒中死去，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其声望正如日中天。这种人生境况，从他《玄岳太和山赋·序》的叙述内容可以隐隐约约有所感觉。他写了武当山的显晦历史，词气雍容，并没有常见的顶礼膜拜的意味，他的“大明人”气度由此可见：“太和山者，盖中原之脊而上帝之灵腑也。其始不甚显，一曰武当山，又曰仙室山，又曰参上山。晋咸和中，历阳谢允弃罗令遁此山，遂名之曰谢罗山，见郦氏《水经注》及《荆州图副记》。盖是时绝顶峻，不治不得上，诸所栖息者山之址，以故靡由称云。至宋而谓玄武神实主之，又避其讳，改玄武曰真武，而宫室由创矣。元始加帝号，至明太宗文皇帝尊之曰大岳，世宗朝复尊之曰玄岳，而五岳左次矣。”他又在《自南岩历五龙出玉虚宫记》中强调，武当山的地位后来居上，甚至高居于五岳之上，其实是有偶然性的：“夫物显晦则有时哉!彼夫禅主络绎者七十二，柴望之礼称岳称镇者各五，而兹山固泯泯也。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重之迹而膺特拜，遂超五岳而帝之。”这些有选择的叙述和感慨，是以其特殊的人生境况和时代心理为背景的。
武当山的地位在明代臻于鼎盛，其中有两位皇帝起了特殊的作用，一位是明成祖朱棣，据他说，他在“靖难之役”中多蒙真武“显彰圣灵，始终佑助”；一位是嘉靖皇帝，他虔奉道教，成仙的欲望尤为强烈。对这两位帝王崇奉真武的动机，王世贞心里是有数的，尤其是明成祖，他打真武显灵的招牌，不过是借神道设教，以确立自己真命天子的地位。王世贞在《武当歌》中写道：“英雄御世故多术，卜鬼探符皆恍惚。不闻成祖帝王须，曾借玄天师相发？”讽喻之意是很明显的。他写武当道观的建筑过程，格外突出其劳民伤财的一面：“是时岂独疲荆襄，雍豫梁益皆为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云排豫章……十年二百万人力，一一舍置空山傍。”王世贞以其文坛领袖的气度，居高临下地审视本朝皇帝的所作所为，那些一味仰权力鼻息的文人，面对王世贞是应该羞愧的。
王世贞把奇情壮采挥洒在了武当山上，武当山以其雄伟气度与之呼应。
|
